老爸的欢乐时光

　　爸爸原在上海环卫部门下辖的运输公司工作。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将粪便用船送到乡下，长年累月在外面，风餐露宿，很少有时间回来。有时，晚上回来，第二天一早就又走了，来去匆匆，忙得顾不上和我们说话。

　　那是1960年代初，有一次年底的一天，傍晚时分，爸爸回来了，穿的一身崭新的蓝布衣服，春风满面，喜笑盈盈。他一手提着一瓶酒，一手托着一包东西，香气扑鼻。爸爸坐在桌前，把包着的东西打开，哇，是熏烧！有猪耳朵，酱肉，鸡头，鸭爪，还有花生米。妈妈拿来了杯盘碗筷，爸爸倒了大半杯酒，一边招呼着我们；“来，都来吃！”

　　那时姐姐已出嫁，爸爸一人工作，每月工资仅60元，一家六口，三个孩子读书，经济拮据。我奇怪，爸爸今天怎么舍得如此破费。后来才知道，爸爸又得奖了，而且增加了3.5元的半级工资，这在1000多人的公司只有两人。可见爸爸是多么的高兴和自豪。

　　那次爸爸喝得醉醺醺的，酡红着脸，不时地给我们夹肉，也给妈妈夹：“你也吃，老妈子辛苦了！”看得出，爸爸心里无比的舒畅和得意。这应该是爸爸最欢乐的时光。

　　1965年8月，我支边去了新疆。第二年，二弟技校毕业，分到了武汉，接着三弟又入伍去了沈阳。家里男丁弟兄三人都先后离开了家，无疑，爸妈承受了太多的寂寞和惆怅。1972年春节，我们带着出生半年多的女儿回沪探亲。正巧，二弟也带着新婚的弟媳从武汉回来，三弟也退伍回沪并顺利地安排了工作，真是全家大团圆，喜上加喜。爸妈更是眉开眼笑，乐不可支。

　　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，物资匮乏，什么都凭票供应。因为爸妈人缘好，隔壁邻居见我们都从外面回来了，都省下些票券给我家。大年初一，大家都来给爸妈拜年。那时，我家在棚户区，住的是板房。爸妈在楼下的灶间忙着做菜。只听得砧板上“得得得”剁肉的声音，又听得锅里一阵滋滋啦啦的，一股股诱人的香味从下面升腾上来，满屋弥漫，令人垂涎。中午吃年饭时，加上妹妹，姐姐、姐夫及两个外甥，济济一堂。妈妈不时地从楼下灶间往楼上端菜，肉圆，酱鸭，红烧肉，红烧鱼，煎蛋饺，青菜豆腐百页肉片大杂烩，炒素，草鸡汤，摆了一桌子。爸爸站在门口，接过妈妈端上来的菜，热气腾腾，放到桌上，微笑着说：“吃吃，好好地吃。”我们喊他入座，他不肯，只是一个劲地说：“你们吃，你们慢慢吃，看着你们吃，我最开心。”

　　看得出，天南海北，全家人骨肉团聚，儿孙绕膝，又正值新春佳节，作为一家之主，有什么比这更值得高兴的呢。这也是爸爸最欢乐的时光。

　　“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悲欢离合”。2000年农历三月初九，我83岁的母亲不幸患脑梗永远离开了我们。妈妈的离去，是老爸，也是我们全家永远的痛。

　　2009年8月30日，刚过70岁的姐夫又患癌症撒手人寰。这更让老爸备受打击。加之老爸年过九旬，又患糖尿病，眼睛几近失明。他原本生活可以自理，闲暇种些花草，聊以自慰，打发时光。眼下只能过饭来张口、衣来伸手的日子了。我便搬来和他同住，照顾他的饮食起居。

　　老爸眼睛不好，电视看不见，唯一取乐的便是听收音机。他除了听些天气预报和新闻外，就爱听说书。开始下午1点听单田芳的《封神榜》，5点听一档纪实文学《解放战争》。但老爸的那只小收音机可能是年代久了，每到周三下午1点，说书节目总是找不到，急得老爸团团转。无奈，只好次日早晨5点半重播时我爬起来给他收听。

　　一天上午，妹妹拿来了一台大一点的新式收音机，说是女儿得奖单位发的。其实，是妹妹买的，怕老爸不让花钱买，撒个谎而已。这样，再也没有出现收不到的毛病了。然而，这些如今也只剩了回忆！父亲离开我们也五年多了。

　　人到暮年，年老体衰，甚至疾病缠身，食之无味，睡不甘甜，他们能得到的愉悦和快乐是少之又少的。作为子女，理应尽其所能，让老人生活得安心一点，舒适一点；想方设法满足他们其实并不太高的甚至微不足道的要求，尽量放大和延长他们的欢乐时光，让他们欢度晚年。这也是子女的孝心和责任呀。可是，我们醒悟得未免也太晚了些。想到这些，又不禁泪眼朦胧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