舅 舅

 　　我母亲马兰花娘家住高作马家滩，姐弟五人，她排行老大，长我大舅马益良14岁，长老舅马益立19岁，长老姨娘马桂芳22岁，在我舅舅和姨娘们的眼里，大姐就是母亲“助理”，她给他们母爱般的关怀，又严格管理、教育他们。两位舅舅小时候先后到我们村入（王曰华）华大先生私塾读书，我母亲精心周到地料理他们的学习生活，大舅60岁那年从上海回乡过生日，孩子般地拉着我母亲的手，回忆起件件往事，激动得热泪盈眶。

　　由于战乱和贫困，大舅15岁、老舅10岁时，兄弟俩漂泊到上海滩谋生，历尽了千辛万苦！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，兄弟俩走上了工作岗位，建立了家庭，大舅还当上处级干部。后来，每当有人问及他们当年的艰难生活是怎么熬过来的，舅舅们总是含泪欲滴，哽咽难语，许久，痛楚地说了声：“哎！不说了！”一切尽在不言之中。

　　舅舅们参加工作后，我的家进入“十年儿荒”时期，一家人生活极其困顿，舅舅们时刻惦念着乡下的大姐，常常寄这捎那的，还尽力资助我们这些外甥、外甥女的学习。1965年，我读高中二年级时，眼睛已深度近视，必须要配副眼镜才行，我给大舅写了封信，很快就收到他寄来的10元钱，解决了我的困难。1966年，我随着“文革”大串联的学生流，到了上海舅舅家，说真的，当时心里忐忑不安，觉得自己就像鲁迅笔下的闰土，一时手足无措。舅舅、舅母见到我这个衣衫褴褛的乡下穷外甥，就像看到了宝贝，笑逐颜开，嘘寒问暖，忙饭忙菜，立马冲淡了我的拘束。大舅、大舅母翻箱倒柜，找衣服给我换装，老舅、老舅母烧出的红烧肉，香味扑鼻，让我口水直流，他们一个劲地向我碗里夹肉，我馋得不行，只顾大口大口地吃。后来才知道，三天时间，花光了他们家一个月的全部肉票，而我也吃坏了肚子。回家后，母亲对我说，傻孩子，长期吃不到肉的人是草肠子，一下子吃了那么多的肉，怎么受得了。那几天，我在老舅家过宿，大舅每天下班后都来看我，两家相距很远，来一次要换乘四次班车，需一个半小时之多，晚上舅甥们谈的很久、很欢。由于小时候历经磨难，造就了舅舅们坚韧刚毅的性格和正直善良的品质。这一次，他们给我讲了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，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深远影响。俗话说，三代不离舅家门，我母亲常说，你们兄弟真是活脱脱的像舅舅。

　　时光流转，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，我们兄妹先后走上工作岗位，有了出息，家境大为改观。年迈的舅舅、舅母有时回乡看看，我们全家把接待舅舅、舅母当着最大的喜事来办，父母更是喜气洋洋，舅舅、舅母的欢声笑语绕梁回荡，其乐融融！